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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VCD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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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2004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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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VCD　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节目
Dezhe.COM《晋商》解说词

第一集：海内最富

【解说】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天，住在中国上海的一对年青夫妇，正在筹备一次路途遥远的旅行，旅行的目的地是丈夫的老家--山西。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回乡省亲，所以准备工作就做得更加慎重、充分。

这对年青夫妇的名字叫孔祥熙和宋蔼龄。日后，他们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家庭之一。宋蔼龄对这次旅行，内心充满了不安。

1973年，美国传记作家罗比·尤恩森，曾用这样的语言描述了宋蔼龄内心的感受："据她所知，那里的生活是艰苦的，原始的。"

但以后发生的事证明，宋蔼龄完全想错了。当她坐着一乘由十六个农民抬着的轿子，进入孔祥熙的故乡山西省太谷县时，她惊异地发现了一种前所未闻的最奢侈的生活。罗比·尤恩森在宋蔼龄的传记中写道，仅在这个院子中服侍宋蔼龄的佣人仆役就有七十多人。这样的事并不仅仅发生在孔祥熙一个家族之中，这座县城中许多商人家族都过着同样的日子。因为当时一些重要的银行家住在太谷，这里常被称为中国的华尔街。

清咸丰三年，公元1863年，一个叫章嗣衡的御史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在这道奏折中他写道："臣伏思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四海之广，岂无数十巨富之家。臣耳目浅陋，然所目击者……如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余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介休县百万之家以十计，祁县百万之家以数十计。"

仅仅把山西这几个县城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存银还要多。这么多有钱人，在一段时间里，集中出现在一个地方，这种现象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多见。能积累起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大概不会是因为"引车卖浆"或是"织席贩履"这样的小买卖，而是做着某种纵横天下的大生意。生意成功的人数又这么多，大家"比邻而居"，这就很容易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历史上一定存在着一个由山西商人组成的实力强大的商人团体。

那么，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采访】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晋商是一个明清时期我国一个很重要的大的商人集团。在明朝初年，明朝政府实行开中法，晋商就利用这个开中法，在西北地区兴起。到了明代中叶，晋商正式形成一个商帮，一个大的商人集团。我们讲商帮，就是说以地邻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一种商人集团。它主要以这个有一定贸易自由的贩运商人为主来组成的。这个到了清代，晋商就进入鼎盛时期。

【解说】1912年，这一年是民国元年，梁启超先生结束了十几年流亡海外的生活，回到北京。

梁启超早年参与领导了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为了躲避朝廷的拘捕，他先是逃往日本，后来还曾到英、美等国游历。他不仅亲眼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也体会到造成这种富强的条件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商业的兴旺。

回国之后，他希望那些明显领先于中国的经验能在中国得以推广。要振兴经济，就离不开商人的支持，所以特意出席了山西商人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在这个场合，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此，有历史，有基础，能继续发达之山西商业，鄙人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这些话并不是客套。梁启超对山西商人的评价，不仅仅局限在财富的层面上。他更看重山西商人们创造出的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

种种事实，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在山西这个地方，曾经有一批十分成功的商人。由于他们的独树一帜，其成就甚至突破了商业的范畴，在政治、文化领域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此后，山西商人有了一个响亮而且统一的称呼--晋商。

虽然统称为乔家大院，但并不是只有一个院落。它实际上是由6个大院、19个小院构成，占地面积8700平方米，房屋313间。

到过这里的人，首先都会被这种建筑规模所震撼，进而自然会联想到这种规模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很多人也许并不知道，这样的建筑并不是由一代人建成的，它是乔家六代人不懈努力的结果。它的建筑年代从清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前后的时间跨度将近两百年。

几乎所有的晋商大院，都是这样经过漫长的时间。面积规模由小到大，建筑样式由简到繁，最后形成今天看到的格局。一些建筑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万历年间。明万历年是公元1547年到公元1577年，距离今天已经有四百多年了。

对于古代建筑的考察，并不只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而是这些老房子的历史，直接印证出了晋商发展的时间脉络。

明朝的许多史籍文献、文人笔记中也都或多或少涉及到了当时晋商的财富状况。明朝嘉靖年间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潘曾与人数说?quot;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当时全国共有十七家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两姓"。

明人沈思孝在这本《晋录》中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史籍文献和实物佐证都能够说明至少到明朝中叶的嘉靖万历之时，晋商已经开始在经营范围和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崭露头角。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很多县志，包括浮山志、翼城县志、临汾县志，至少我看见有三十多部县志，都谈到一点，由于土地瘠薄，人口稠密，生计不好维持，所以只好外出，以谋求得到一种补救。

【解说】各种史料虽然说明了在山西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离开土地去经商。但不管谁经商，做什么生意，都得有商品可出售，山西既然土地贫瘠，农产品连养活自己都不够，怎么会有多余的东西转化为商品呢？

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社会中，山西在农业生产上算不上发达，那么资源就必然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因素，煤炭是现代工业生产的产物，这里当然不是指煤炭。和晋商，甚至可以说和山西千年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重要资源，那就是盐。

山西南部的盐池，是中国最古老的产盐区之一，有三四千年的生产历史。

《山海经》中记载的神话故事说：早在远古的黄帝时代，中国人已经开始在这里开采池盐。

到了春秋时期，《左传》中已经有了开采山西南部池盐的确切记载。汉代时，曾在全国二十郡设盐官三十名，而管理这片盐池的官员为全国盐官之首。由此也可以看出盐池的历史不但古老，而且在统治者的心目中，地位也十分重要。

不仅如此，盐还是中国最古老的商品。

【采访】黄纯艳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

春秋时候管子就讲，盐是"十口之家，十人食盐。五口之家，五人食盐。无盐尔，饿死而肿。"你如果不吃盐，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所讲的，不吃盐要得大脖子病。人人离不开盐，那时候商品经济不太发达的时候，盐是一个大宗的商品。

【采访】马伟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写了篇文章叫《历史与盐》。在这里头他认为商贾的贾，就是出于盬，而盬呢？就是指咱们山西解州的池盐。他还认为，中国商业的起源同盐的关系极为密切。大家都知道中国最早的重要商品就是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最古老的商人，恐怕就是山西商人.

【解说】盐造就了中国古代第一批大商人，他们中有许多是占有资源优势的山西人。在周朝的史书《国语》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绛邑富商，其财足以金玉其车，文错其服，能行诸侯之贿"。绛邑就是指的今天山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富可敌国的山西商人们，坐着用金玉装饰的豪华马车，穿着华丽的服装，来往于宫廷之中。

当时最有名的商人要数一个叫猗顿的人。他原来是齐国的一个小贵族，后来在山西南部靠经营畜牧和贩盐起家。《汉书》中用"赞拟王公，驰名天下"这样的词形容他，可见在当时，一旦掌握了重要的盐业资源，对于商人来说意义是何等重大。

那么晋商是如何从朝廷手中取得这种特权的呢？

【采访】田培栋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朱元璋手底下的军事将领徐达主张，往北要追他，要消灭他。朱元璋感觉到，才统一国内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采访】钞晓鸿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的，驻扎了大量的军队。而且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自于商品的供应。什么人来供应呢？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采访】高春平山西社科院研究员

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出个建议。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盐引说得白一点儿，通俗一点儿，就和咱们的专利凭证，就像粮票布票一样。商人拿上盐引了，只要给边关运了多少石粮食，一般情况是200石粮食，政府就给你一张引票。你拿这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你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商业讲究差额利润，就很大。这个政策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惠商，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个一举三得的事情。所以当这个建议上去了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解说】"开中制"虽然为晋商兴起提供了机遇。但有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山西商人"无法改变的，那就是这项制度是通过向前线输纳粮食的方式，来换取卖盐的特权。没有粮食就拿不到盐业的经营权力，而当时晋商手中显然缺乏大量屯集粮食的条件，因为粮食恰恰是山西最缺乏的农业产品。那么晋商如何解决这样一个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呢？

明代晋商中有一位很有名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张允龄。他早年丧父，生活的艰苦使他不得不在十五六岁时，就踏上商旅生涯。后来他的儿子、内阁大学士张四维，在自己的文集中曾深有感触地谈到自己父辈早年的艰苦经历："吾蒲介在河曲，土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牵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这段文字虽然很短，但它不仅谈到了晋商最初的经商动机，而且还向我们透露出晋商在当时是怎么做生意的。"挟轻资牵车走四方"，实实在在地记录了当时晋商的事业是如何开始的。山西没有多余的粮食，但与山西隔河相望的河南，再往南的山东，却都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区。于是山西人开始推着小车，担着担子，将中原、江南的粮食运往北部边镇。在这种贸易中，不利的自然条件、人口压力都开始转化为得天独厚的优势。山高水长，在认准了目标的山西商人面前已经变得无足轻重。而多余的农业人口，又恰恰是在传统社会中从事长途运输所必须的条件。

这是晋商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得并不容易。推着木轱辘小车，载着沉重的粮食和盐，在崇山峻岭中穿行。行路之人不但要忍受常人所难以忍受的艰难，还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了思乡之苦。一定要走向富裕的信念支撑着他们，从始至终山西人都走得那么不可动摇，这一走竟然持续了四百年的时间。

公元1690年，清康熙二十九年，四十一岁的康熙皇帝，在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之后，又将锋芒指向了蒙古草原上叛乱的贵族噶尔丹。这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因为在此之前的历代统治者，都必须对草原上的游牧部落对中原内地的掠夺和侵扰做出反应。而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游牧部落的征伐，都一致选择了山西作为进兵的起点。

山西北部与蒙古草原接壤，南部和中原政权的统治中心，不论是大唐的都城长安，还是大宋的都城汴梁隔河相望。处于这样的地理位置，难怪无论是游牧部落，还是中原政权，都把山西作为互相军事攻击时最直接的通道。时空转换，战争时的兵家必争之地，到了和平时期就非常有可能成为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相互交融的商路。经过康熙、雍正、乾隆祖孙三代的屡次征战，西北地区终于被牢固地控制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种国家大局的稳定，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积极条件。同时一个面积广阔的市场，向晋商敞开了大门。

【采访】方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他们深入新疆蒙古地区，把当地农牧民所需要的商品，从内地运进去，把当地的农牧民所需要销售的商品，从当地把它运出来，并且把内地的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化以至医药，都带到了西北地区

【采访】龙登高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博士

那么我们知道晋商，它的形成是有特殊的条件，这个我想山西的学者已经有很多的研究了，就是他们通过像食盐这样的一些专门物资，以及完成中央政府的一些垄断经营等等，来获得他们在明清迅速成长的契机。另一方面也就是，可以说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也就是晋商能够在全国呼风唤雨，也就是他们抓住明清时期，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么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样才使得晋商他在全国各地，他们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解说】公元1727年，清雍正五年，清政府和俄罗斯帝国在一座叫恰克图的小城签订条约，俄国商人终于获得了和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利。当时俄国商人最希望获得的商品就是中国的茶叶。这种商品，不仅在俄罗斯有着巨大的消费群体，甚至它在整个欧洲都是最挣钱的东西。

中俄两国之间的茶叶贸易最终导致了一条商业大通道的产生，它由中国南部的福建省为起点，终点是位于俄国的圣彼德堡，跨越欧、亚两个大洲。这条商业通道俄国方面，由俄国政府控制，它的另一段完全由晋商把持。

【采访】邓九刚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上又形成了一道国际通道，就是茶叶之路。这个茶叶之路，大的概念就是从中国的南方，远的地方杭州、武夷山，就是现在的福建，再往近就是汉口附近的羊楼山、赤壁这些产茶的地方，采集了茶叶，主要是粗茶、砖茶。

这种茶通过山西商人的组织，在汉口以南，一直是用船来运输。到了汉口起岸，就用这个高脚，山西商人把它叫高脚。高脚是什么？就是骆驼、骡子这两种东西，主要是驼队，运到归化城。归化城是一个大的集散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张家口，也是一个大的集散地。从这两个地方重新组织大的驼队，把它编排、整编，像军队式的那样一种驼队，运到乌兰巴托，就是当时的库仑，现在蒙古西部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然后通过乌兰巴托再往北走，到达现在的俄国边境城市恰克图。恰克图在两百年以前是中俄边境上一个最大的贸易口岸。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事实上这条路的交易量很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好像是在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也就是在同治皇帝那个时期，通过恰克图这一条路线，不包括海拉尔和塔尔巴哈台。光中间这一条路线的交易量，在俄国方面，占俄国的出口贸易的40％，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量的，进口出口贸易总量分别是18％、16％。是通过恰克图市场进入俄国，然后进入欧洲市场

【解说】平遥，山西中部的一座古老县城，不论是它四周环绕的高大城墙，还是随处可见的明、清民居，都给人一种岁月悠远的感觉。

在平遥西大街上，有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这里过去是一家商号，商号的名字叫"日升昌"。今天许多学者，都把它看作是中国现代各式银行的乡下祖父。单从外观上，很难把它和我们印象中的"银行"联系起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学者们在今天如此简陋的地方，做出这样高度的评价呢？

公元1823年，清道光三年，平遥城中一个叫雷履泰的商人开始尝试用金融票据往来的方式，代替施行了几千年的商业往来必须用金、银作支付和结算手段的老办法。

为此，他开办了这间叫"日升昌"的特殊商号。"日升昌"的与众不同是因为它经营的商品不是一般货物，而是金融票据、存款、货款和汇款这些业务，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做这样生意的商号。

雷履泰虽然只开办了"日升昌"这一家票号，但他实际上是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在此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别人仿效"日升昌"的模式，先后开设了三十多家类似的商号。因为它们都以经营汇票为主，而且又都是由山西人开办，所以当时的人们和后来的研究学者都把它们统称为"山西票号"。

【采访】黄鉴晖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

那么山西商人分布全国各地，他贩运货物开始往往都是运送现银，那么山西商人就体会到这个问题，体会到这个困难，所以首先由山西商人创办了帐局、票号，解决了山西商人本身就有的困难，也为其它地方的商人的经营解决了这些困难。

【采访】刘建生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日升昌的出现，我们讲，可以说是中国金融领域里边一个划时代的产物。首先，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致于远足贸易的普遍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捷，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纲，历史地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解说】一百多年前，人们已经用"一纸之符信遥传，万两之白银立集"来形容山西票号了。这句话不光是夸耀票号的经营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说明了票号给人们带来的便利。"万两白银"即使按今天的标准衡量，重量也将近一吨。带着这样重的贵重金属做生意，实在说不上方便、安全。用"一纸之符信遥传"这种汇票方式代替现银往来，不仅方便安全，更重要的是，它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脉顺畅起来，整个社会的财富随着这种顺畅得以迅速增长。

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对票号的历史贡献，做出过这样的评价："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中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历史上贡献不可谓不大。"

到清朝末年，1904年，山西票号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开设了450家分号，经营的金额高达七、八亿两白银，就连清政府的政府税收很大一部分也都由山西票号汇兑存储，山西票号获得了"汇通天下""九州利赖"的名声。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逃往西安。路过山西时，票号不仅完全支付了这个流亡朝廷的各种花销，而且还送给慈禧、光绪不小的旅费，其中仅"大德通"一家商号就拿出30万两银子。

1905年，当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想要自己开办一家银行，以他这样的身份开设的银行，自然想要比别人开得规模更大，信用更好。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有一大批干练、成熟的人来经营管理，袁世凯首先想到的就是山西商人。

那一年六月三十日，天津《大公报》的一篇新闻中说，"袁宫保以银行为财政枢纽，而欲办银行必须培养人才。山西汇号一切办法尚与银行近似，拟招汇商学徒，在津设立银行专门学堂……已派董观察赴晋劝暮矣。"

票号的成功，甚至给西方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十九世纪，很多西方国家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都提到了山西人开设的金融企业票号。驻汉口的英国领事说，汉口商人与外埠业务往来多由富裕的山西票号占先，它的作用几乎与英国银行一样。驻上海的英国领事，也用了类似的语言描述山西票号："它们的信用很高，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对通商口岸交易所签发的票据，全部都经过山西票号?quot;

德国地理学家曾任柏林大学校长的李希霍汾男爵，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国》一书中曾这样评价晋商："山西人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和金融才华。"

【采访】朱荫贵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采访】胡平中国商业史学会会长…….

第二集：走西口

【解说】《走西口》是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据说它已经流传了一两百年。

这首歌不但山西人会唱，山西邻近的内蒙、陕西，甚至更远一点的宁夏、青海、甘肃也有许多人会唱。

中国有句老话叫"十里不同音"，说的是民歌有很强的地域性。之所以西北许多地方的人会唱《走西口》，原因大概是，当时有许多山西人曾到过这些地方，他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这首歌，时间长了，当地人也学会了。

包头，现在是内蒙古草原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人口超过两百万。在一百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叫包克图的小村子。包头人说，因为山西人到这里做生意，才一点一点有了今天包头城的雏型，现在包头城里还流传着"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样的说法。复盛公就是山西一户姓乔的商人在一百多年前开的商号的名称。

山西，明、清两朝的许多地方志中，也提到了当时山西人到西北谋生的经历。由于有这种经历的人太多，在一些地方竟成了一种风俗。

《太谷县志》中记载太谷县的人"耕种之外，咸善谋生，跋涉数千里率以为常"。

《盂县志》中说"往往服贾于远方，虽数千里不辞"。

《寿阳县志》说乡民"贸易于燕南塞北者亦居其半"。

【采访】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采访】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

【采访】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

【采访】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

【采访】山西右玉县杀虎口村居民

【采访】余秋雨学者

【采访】乔挹青乔贵发第六代孙

【采访】武殿琦山西祁县史志办主任

【采访】山西山阴县歧道地村民

【采访】柳陆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

【采访】燕治国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

【采访】渠绍焱山西省外经贸厅研究员

【采访】柳陆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

【采访】邓九刚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采访】葛贤慧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采访】刘建生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采访】柳陆内蒙古作协专业作家

……

第三集：日升昌

【解说】……

【采访】胡光明天津社科院研究员

【采访】朱荫贵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采访】王兆祥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采访】滨下武志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采访】郑仲惠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

【采访】细窑村雷家堡村民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

第四集：祸福之间

【解说】公元1843年，大清道光二十二年冬天，小雪初晴，雷履泰大掌柜的马车离开小南街的宅院，到日升昌去。那一年他七十三岁，这位老人在舒适的马车中，享受着票号成功带给他的财富、地位和声望。三年前他七十大寿时，平遥城中的商民特意将一面写着"拔乎其萃"的匾额，挂在他宅院的厅堂之上。在平遥城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商人获得过如此殊荣。马车的车轮辗过寂静的街道，此时的平遥城已经呈现出一派富贵的气象。

以日升昌、蔚泰厚为首的十九家票号，每年都会给这座县城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也带动了镖局、当铺、茶楼、酒肆、车马店生意的兴隆，在平遥城中，甚至有了专营洋货的铺户。平遥、太谷、祁县这几座山西中部的县城，成为中国北方财富最集中的地区之一。

【采访】黄鉴辉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

【采访】赵德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采访】李庄堂河南社旗山陕会馆原馆长

【采访】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采访】江沛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采访】刘建生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采访】朱荫贵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

……

第五集：同舟忠告

【解说】

民国元年，1914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一连下了几天。强劲的北风席卷过山西中部的这些深宅大院。阴霾的天气似乎把人们的心情也冻结起来了，厚重的院墙也挡不住透骨的寒意。

就在这一年，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了。日升昌并不是第一家倒闭的山西票号，也绝不是最后一家。它的倒闭之所以特别值得关注，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日升昌是整个山西票号的代表，所以它的倒闭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一下子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了近百年的家业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盛极而衰呢？

早在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很有声望的学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其中不乏像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在民国时曾担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也曾专门请人做过大量的调查考证，希望能找出自己乡亲最终衰败的原因。

但是在票号长达一百年左右的经营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从做小伙计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他们的一生都被最严格的商业纪律约束着。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关于票号的一切，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

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条票号业中十分神圣的行规，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

在这两本书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帮助我们了解到1910年前后在这些院落中，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这个人就是当时在北京任蔚丰厚分号掌柜的李宏龄。

【采访】黄鉴辉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

【采访】王玉茹南开大学经济所教授

【采访】张忠民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

【采访】赵德馨中南财政大学教授

……

第六集：深宅大院

【解说】

一百多年前，在北京、上海、武汉这样一些晋商做生意的地方，曾流传过一首民谣："山西人大褥套，挣钱还家，买房置地养老少。"这是在挖苦晋商，把他们看作土财主，有了钱只想着急急忙忙回到乡下，盖起一座座体面的宅院。

离山西省会太原大约六十公里，有一个叫乔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着一处气势不凡的深宅大院。由于过去的院落主人姓乔，所以现在的人都管它叫乔家大院。

乔家大院是由乔氏家族的六代人，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修建才最终落成。它动工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也就是公元1750年左右。它最后一次扩建是在1937年。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为抗日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

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乔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由6个大院，19处小院构成，共有房屋313间。

晋商修建起的深宅大院并不止这一处。仅乔家大院所在的山西祁县，占地面积超过一千平方米的院落就有十七座。据粗略统计，山西境内保存基本完好的深宅大院大概有一千多座。

这些古老的院落虽然散落在山西各地，由不同的家族在不同的年代修建而成，但它们却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十分庞大的建筑规模。曹家三多堂建筑占地6700平方米，房屋276间。常家大院占地面积超过十万平方米，房屋1500余间。在大院之内，仅两层的砖木结构楼房就有40多座。王家大院虽然地处吕梁山区，但它的规模并没有受到地形的限制，相反由于大院依山而建，看上去更加雄伟。

不论是占地面积，还是宅院的规模，目前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明清民居建筑，似乎都比不上晋商修建的这些深宅大院。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当时的山西商人的气魄如此之大呢？

【采访】罗哲文国家文物局古建筑专家组组长

【采访】郑孝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郑孝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郑孝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采访】张燕生协同庆票号分庄常柜后裔

【采访】余秋雨学者

【采访】孔祥毅山西财经大学教授

【采访】邓九刚内蒙古作协副主席

……

第七集：余音绕梁

【解说】

晋祠是山西非常有名的一处景致。它的出名不仅是这里有极具北方色彩的园林，而且还珍藏着三样价值很高的文物：唐太宗李世民手书的贞观碑、建于北宋的圣母殿以及殿内的宋代仕女彩塑。

1957年，京剧大师梅兰芳走进了晋祠的大门。梅兰芳是利用到太原演出的空闲时间，到晋祠一游的。由于游览日程只安排了半天时间，所以只能是走马观花式地匆匆看看。

梅兰芳沿着常规的游览线路，参观了各处景点，最后来到圣母殿。迈过大殿的门槛，一尊尊造型各异、面容生动的宋代仕女形象引起了他的兴趣。最后当他走到这尊塑像前时，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他停下了脚步，面对这尊塑像，他感到前所未有的亲近，惺惺相惜的知己感油然而生。

他决定在这里多呆一会，时间慢慢地流去，梅兰芳仍然丝毫没有离去的意思，最终他改变了自己的行程安排，在这间大殿里整整呆了三天。

这尊仕女造像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会让这位一千年后的京剧大师如此牵挂，如此不能释怀呢？

这尊塑像的身份是宋朝的一位歌女，从这一点上讲，她可以说是梅兰芳先生的同行。在圣母的众多仕女中，她的身份地位并不高，但可能由于歌声婉转、舞姿曼妙，很得主人的喜欢，所以随侍在主人身旁。这尊仕女像塑造于宋代，宋代是中国戏曲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山西是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戏曲演出区域。金、元两朝的许多重要的戏曲作家出自山西。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元曲四大家中，白朴是山西人，研究戏曲史的一些人甚至认为关汉卿也是山西籍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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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集：老字号

【解说】

这是一家商号全体员工的合影，拍摄的时间是1927年，拍摄这张相片的目的是纪念商号开业四百周年。

四百多年前，明朝嘉靖年间，山西平阳府赵姓的三个兄弟来到北京城做生意。北京城位于天子脚下，王公贵戚、名门望族的府第比比皆是。这些人在生活上极为讲究，越是奢侈越是希罕的东西，越受他们欢迎。流风所及，当时北京城内的平民百姓在吃喝穿戴等日常生活上也互相攀比，毫不马虎。

经商的生意人纷纷投其所好，专挑奢侈高档的商品经营，这样不但利润大，而且买的人也多，做这种生意自然更容易发财。

但是那三个来自山西的商人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经营的商品看上去虽然很不起眼，但居家过日子谁也离不了。俗话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他们的商号里除了茶以外，其它六样东西都卖，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恰如其分地给商号起了个名字叫"六必居"。

直到今天这块由山西商人创立的字号招牌依然高悬于厅堂之上。无人不晓的六必居三个字还是那么响亮。尽管店里经营的内容还是那么普通，但就是这间朴朴实实的老字号，挺过了四百多年的风雨坎坷。

北京最繁华的商业街上，有一家叫"都一处"的老字号。说起这块都一处的招牌还有一段不凡的来历。据说，乾隆初年，都一处还只是一个街边的小饭铺，店主姓李，老家在山西。乾隆十七年腊月三十晚上，京城飘起了漫天大雪，各家商号都早早收拾东西，关门打烊，准备过年了。天越来越黑，冷冷清清的街上只有那个姓李的山西商人经营的小店还在静候着主顾。因为本小利薄，就是在大年三十这样的时刻，他也不敢怠慢。一来是因为多年养成的习惯使然，二来盼望着还能有人光顾小店。

将近子夜时分，店里终于进来了一主一仆，他们舒舒服服地吃了一顿老板亲手做的可口饭菜后，并没有急着离去，而是打量起这个店来。当他们发现小店连招牌都没有，就叫老板拿过纸笔，题了"都一处"三个字，意思是这个时候整个京都还在开张营业接待客人的店铺只有这一个地方了。

过了不久，这位山西商人接到了从宫中专门送来的一块虎头牌。到这时候他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来的客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帝--乾隆。

这个故事的真伪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但都一处这块招牌却是实实在在地挂在这里两百年了。这个故事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随着都一处的生意越做越大，流传得也越来越广。

清代同治年间的文人李静山在他的《增补都门杂咏》中说："京都一处共传呼，休问名传实有无。细品瓮头春酒味，自堪压倒碎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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