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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禁毁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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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时间:1997-6-21
主编:王钟翰
规格:16开
册数:
编号:23u04
定价: ~~180.00~~元
现价: 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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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禁毁书丛刊简介:

四库禁毁书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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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及后记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缘起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三项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相继在中国启动。本《四库禁毁书丛刊》是紧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后开始编篡的。三项工程以其耗资的巨大，投入力量的惊人，而成为中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其将生产的丰硕成果和影响无疑将栽入史册。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著作大国，两千多年来典册如林，汗牛充栋。据历代各种书目的不完全统计，从汉朝到清朝，共印行古籍一八一七○○多部（种），含二三六七○○○多卷，仅清朝就占其中的大半。加上没有印行、不及流传和没有列入书目的古籍，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这是我们祖先和文化知识最宝贵的积累和他拉的精神智慧最鲜明的表现。它们所包含的思想内容，是很丰富而深刻的。它们在天壤间幸存并得以流传，是一个长期非常艰辛的过程。除价值不高被自然淘汰和保存手段薄弱被蚀损、自生自灭外，还饱受天灾和兵火的摧残，更严重的是多次遭到政治上大规模的禁毁。
　　政治上的禁毁，是书籍内容和作者与当时专制朝廷的统治以及忌讳发生矛盾的结果。战国秦孝公时商鞅采取法家的治国方法，焚烧《诗》《书》而表彰法令，开中国古代禁毁书的先河。秦始皇时，丞相李斯主持尽焚秦史以外的六国史书与民间收藏的《诗》《书》等，是古代典籍的一次大厄。秦以后历代断断续续地实行过禁书措施。入明后，禁毁书籍步入一个新阶段：从西汉独尊儒术后，明太祖第一次删节儒家经典《孟子》，印行《孟子节文》；明廷因政治等原因或其他细故杀害不少文士，被杀害者著作牵连被禁；终明一代的禁书事件频繁发生，持续不段。这是封建专制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在文化思想上的表现。
更大规模的禁毁书籍发生在清乾隆年间。乾隆帝在即位初，曾颁布谕旨征书，其出发点是遵循“稽古右文”，“崇儒立道”，“聿资治理”，“垂范方来”的传统，要求充实内库庋藏。随着办理征书三十余年之久，乾隆遭遇的政治矛盾日益增多，了解各种著述情况更加深入，积累统治经验亦更加丰富，因而他的思想随之发生变化。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他下令开馆篡修《四库全书》，“假右文稽古之名，行铲除嫌忌之宝”（历史学家黄云眉语），标榜文治，寓禁于征，即利用篡修《四库全书》之名，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调图书，进行严格审查，有删改，有抽毁，有全毁，对收藏禁书者严惩不贷。这些措施，首先主要针对书中记述明清两代为满族统治者所嫌恶讳言之事，鼓吹反清民族观念，触犯封建礼制，违反程朱理学的内容，因而严惩作者及其子嗣甚至追究已故的作者，掘墓戮尸，惩办后人。其次，即对作者，因人废言，认为作者犯上，则不问其言有无不当，均加以毁弃，以将某一作者言谕全部清除净尽而始快。而这个过程中，皇上的督催，督抚的操持，府县的经办，教职左杂的奔走查访，举国侧目而视，上下告讦成风。在查获确有反清内容的著作及其作者的同时，其它不少禁毁案件不免捕风捉影，深文周纳，小题大做，宁滥勿纵，频频制造多起惨无人道的文字狱，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二十年中，全毁书二千四百多种，抽毁书四百多种，共约三千种，删改书无法计算，禁毁书籍总数在十万部以上，因惧祸而私自毁弃者尚不在其内，销毁版片八万余块，杀害士人和其他无辜者经以及惩办亲属难以计数。
　　四库禁毁书是篡修《四库全书》其间被抽毁和全毁的书籍，其中以集部书占多数。集部有某个时代或某个地区一些作者的总集，更多的是某个作者，包括一些文学派创始人的别集，有成就的文学家和当时政治、军事、财经、文化等重要代表人物的别集，著名风骨亮节人士的别集，如南明史专家朱希祖先生所说：“凡南明殉节之臣，其文集往往于禁书之列。”其中有不少煊赫一时的文人学者，他们的著作有许多实属中国文化的精品。其次是史部书籍。史部书禁毁的重点，集中在关于辽事（入关前满汉关系）和南明史的著作，目的是企图抹杀、毁灭、篡改这些历史事实。涉及到各种名人私传或官修明史的著作也很残酷。一些地方志亦被殃及，甚至跟据雍正谕旨颁行全国、以便人人观览知悉的《大义觉迷录》，都成了禁书。真是所谓“于先朝手泽，祖宗事实，尚可任意存废，何论其余？”（史学家孟森语）。地方志等遭禁毁，最清楚地反映出禁毁面的广泛，扩大化。经部、子部和丛书中的一些书籍，在禁毁狂潮中亦未能幸免。
　　禁毁给典籍造成了严重后果。大量有价值的著作人些绝迹。但是在严酷的禁毁之下仍有许多优秀的典籍通过各种方式得以存留，或者是无意中幸免遇难，或者是冒着杀头抄家的危险有意藏匿。总之有一部分禁书幸存到今。
　　幸存的禁毁书以其自身含有的历史真实性和传统文化精华，唤起人们的良知本能。乾隆以后，抗清起义见风起云涌，外国侵略纷至沓来，国事日衰，朝廷多事，文网自然趋于松弛，一些禁毁书于是稍加删削掩饰，甚至以本来面目单行或编入丛书行世。入民国后，这一进程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限制，可以更宽松地进行。这当然是很可喜的事情。但是劫后幸存的禁毁书，每种存世数量都很少，且绝大多数是善本，甚至是孤本。它们都处在濒临灭绝的状态。少数单印或编入丛书世行，对于拯救旦夕濒危的全部禁毁书来说，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唯一的办法，只有辑印全部迄今幸存的禁毁书。尽管学术界认识传统文化的这块瑰宝，不少学者也积极从事禁毁书籍研究和禁毁书目编刊，但是，印行全部幸存禁毁工程的艰巨性，决定了这项工程尚无人敢于承担。
　　这种状况持续达两个世纪。再这期间，可能又有禁毁书散失，但已无法查清。
　　直至一九七七年，我国台湾伟文图书出版社有限公司才首次完全以禁毁书为收录对象，印行《清代禁毁书丛刊》。这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因两岸隔绝，台岛书源不足，今所见到的伟文启动的工程仅出书少数种即告中辍，续刊或独有待。
　　相对而言，完成这样的工程，中国大陆的学术、文化界具备应有的主、客观条件多一些。几年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几位中青年图书馆工作者、学者提出编纂、了出版现存禁毁书的设想。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的一些同仁、学者踊跃响应、参加。他们通过各种渠道摸底调查，综计还有约一千五百种左右的禁毁书存世，这些书收藏既分散，又相对集中，分散在全国各地各图书馆（室）、各单位和私人手中，少数大图书馆收藏较多。他们在艰难竭蹶之中，得到北京市川山技贸总公司从资金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决心实现自己的设想，把禁书人四面八方汇集起来，编辑成册，定名《四库禁毁书丛刊》，分期影印面世。于是以这些图书馆工作者、学者为基本队伍，邀约中央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的一些文史专家、学者组成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委员会并所属各部，聘请学术顾问，广泛征求意见，积极开展工作。
　　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四库全书》不全，是众所周知的。其大量的书只著录在存目中，仅保留目录。如果加上存目各书，当时的典籍亦非齐全。因大量的禁毁书是从跟本上排斥的，如果没有禁毁书，会在当时文献的全貌上留下一片很大的空白。《四库禁毁书丛刊》首先是为填补这些空白而编印的，它与《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互相补充的。《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四者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比较清晰地显露出从当时到清末中国古典文献的庐山面目。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也是适应全部保存其存没于一线的禁毁书的需要，采取的最稳妥可靠的方法。现存禁毁书约为禁毁书总数的一半，若再不加抢救，使之继续亡佚，将来会后悔莫及，实际上是对后人、对历史的一种犯罪。从这方面看来，编印《四库禁毁书丛刊》在文献学上无疑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亦是泽被后人的重大举措。当然，编印还是为了应用，是适应进一步发展学术、开发和利用禁毁书的需要。朱希祖先生说过：“自清乾隆禁毁明季史籍以来，学者欲撰辑南明史者，辄叹史料之难得。“现存禁毁书将在这方面提供大量罕见史料。实际上，凡研究明清史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宗教信仰、风土民情等诸多领域的课题，都可按图所骥，从现存禁毁书中找到所需要的稀见资料，有力地推动相关课题研究的深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量明代和清初的原刻本，保持了著作的原貌，加强了著作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
　　《四库禁毁书丛刊》业经报请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批准立项，并给予一定的资助。国家新闻出版社、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等也加以指导，因此，工作启动和进展比较顺利。
　　《四库禁毁书丛刊》具体地是以姚觐远《清代禁毁书目》、孙殿起《清代禁书知先录》、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和陈乃乾《索引禁书总录》所著录的图书为主要收录范围。它不是清代所禁书的总汇，不收录乾隆以后的各种禁毁小说、戏曲。这样就可以避免重复（小说、戏曲另有专业单位编印出版），有利于四库禁毁书编纂工作的集中。其他有关编纂工作的事项，在凡例中说明。
　　编成这样一.套大型图书，极为不易。版本的拣择，书品的选用，残缺的处理，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有的书藏在私人手中或某个小单位中，不见著录，还要寻觅线索。有的一部分书分藏于两个相距遥远的图书馆，还要去民现、拼合。有的书残缺，要尽量寻找同一版本补配。有的书例如《明史钞略》，是否庄廷龙《明书》残本，学术界见仁见智，历来有不同说法，需要做出判断。纯技术方面、社会关系方面也会碰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编纂委员会的目标是做得尽量好一些，完满一些，这就需要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委员会并所全体人员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的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编纂委员会切望得到国内外学术界、文化界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以改进工作。编纂委员会全全仅在此致经诚挚的感谢。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七年六月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后记

　　经过四年周密、细致的准备和四年紧张、辛劳的工作，《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编辑、出版全部完成。原计划出版十期三百册，现共完成三百一十册，连索引共三百一十一册，计经部十册收书十六种，史部七十五册收书一百五十七种，子部三十八册收书五十九种，集部一百八十七册收书四百零十种，三百一十册共收书六百三十四种。世纪末又一项巨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建设工程、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毕役，全书呈现社会。
《四库禁毁书丛刊》有如下特点：
　　一、原始性。大家知道，《四库全书》所收典籍，大都经过删改，或编校者、抄写者有意无意偷工、留错，内容失真，七阁八藏本相互出入颇大，自身版本问题严重，除收入的清朝官修书籍外给人一种不踏实不足信的感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典籍，只有极少数，如吴应箕《楼山堂集》是将所谓“违碍”字句改成墨钉的重刊本，王锡候《望都县志》是挖削作者姓名的原刻本（本《丛刊》选用湖南省图书馆藏本，挖削最少，其《艺文志》部份完全未动，其他馆藏本均挖削净尽，即使这部分经过挖改的典籍，也因留有痕迹，使人知道砍杀之所在，不像《四库全书》将删改消灭于无形，而具有难于分辨性、甚至欺骗性；其余则大多为原刻本或禁毁前刊本、抄本，保留著作的原始性。
　　二、丰富性。四库禁毁书范围广泛，但经部书一般没有“违碍”“狂悖”的内容，经部书被禁多因作者牵连。史部、子部书被禁不少，史部是禁毁的重点之一，因此内容丰富。但史部禁毁书中涉及南明部分人辛亥革命前后以来复出很多，人们比较熟悉。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子部书以兵家类最为可贵，史部则推记述万历以后至明亡一段历史书籍，特别的许多诏令奏议和多种续写陈建《皇明资治通纪》的史籍，是当时人记当时事的详尽著作。如《十六朝广汇纪》，从篇幅上说，洪武至万历共二百五十余年，只占全书五分之二（约三百页），泰昌，天启两朝只有七年，却占去五分之三（四百余页）；《皇明通纪集要》，从卷数上说，洪武至万历共四十一卷，泰昌、天启两朝其十九卷。这类著作纪录的史实，似乎很少有人通用过。集部是禁毁的另一重点。被禁的诗总集如华淑《明诗选》、邓汉仪《诗观》、蒋龙《清诗初集》、魏宪《诗持》、王锡侯《国朝诗观》、朱琰《明人诗抄》、陈允衡《诗慰》、钱谦益《列朝诗集》、刘然《诗乘初集》、陈济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陈以刚《国朝诗品》、陶煊等《国朝诗的》、吴蔼《名家诗选》等，地方诗总集如潘江《龙眠风雅》、李稻塍《梅会诗选》、廖元度《楚诗纪》等，千姿百态，五光十色，很能表现诗之王国的绮丽风采。至于明末清初诗人诗文别集，更是作者如林，美不胜收，有许多的人间罕见之本。
　　三、珍稀性。四库禁毁书都是劫后孑遗，除及少数在近百年来曾经重刊外，其余大都成为孤本、善本、稀见本。如周永春《丝纶录》收录明朝诏令，为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孤本，原书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卷，吏字卷缺起首九十八页，工字卷和中间部分卷也有残缺，它的内容虽说明它是重要的著作，但至今未发现还有第十个本子可以将其配全。又如叶灿《读书堂稿》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孤本，为一残本，只存卷九、十、十一、十二，全书多少卷都不清楚。当然也有若干比较完备的孤本，如清华大学图书馆藏鲁之裕等《经史提纲》等等。《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孤本约点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善本约占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五，极为珍贵。
　　四、作者的民族性。本《丛刊》所收和书的作者中，有许多抗清英烈如熊廷弼、黄道周、陈子龙、金声等，反清的士绅如叶向高、钟惺、茅元仪、钱谦益等，明遗民顾炎武、阎雨梅、吕留良、方文等，因此他们的著作洋溢着民族精神，表现出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则”的社会责任心，不顾身家不贪禄位而尽忠宗国的凌云壮志。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凝结的精成份。中国人要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自强自立，需要什么样的民族素质？这些著作的内容将给人很深的启发。清朝对此是很矛盾的，在竭立禁毁以摧残一种民族观念的同时，又加意表彰那些被杀害的或已故的前反对者，他们好像懂得只有奴才和软骨头对于宗社所孕育的危险。
　　《四库禁毁书丛刊》的这些特点是很突出的，充分显示出它的无可估量的学术价值、社会教育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
下面就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做一个必要的说明。
　　一、与《四库禁毁书丛刊》交叉重复的问题。
《四库禁毁书丛刊》收书，依据的是各种四库禁毁书目的著录。但其中确有部分抽毁书经抽毁后又列入《四库全书存目》，极个别的甚至收入《四库全书》。因此，这里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应收入经过抽毁的本子，而本《丛刊》应收入未经抽毁的本子。我们注意掌握这个原则的。比如《玄晏齐困思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讳改为《元晏齐困思抄》），《存目丛书》收录湖北省图书馆藏本，内容包括九十七条，而本《丛刊》所收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玄晏齐集》，其《困思抄》三卷一百七十条，显然《存目丛书》所收为抽毁本，本丛刊所收为足本。又《古今人物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略作《人物论》），《存目丛书》用北京师范大学藏本为底本，比照本《丛刊》所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内容少六条，本《丛刊》所收为未经抽毁之本亦甚明显。再如《顾文康公续稿》六卷，《存目丛书》所收在《未斋集》内，本《丛刊》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为底本，较《存目丛书》所收本多二十八页，计跋三篇，七言绝句三十五首，显为未经抽毁的最全本。有是书已不易找到未经抽毁的完整原本，但我们采用与《存目丛书》所用不同的版本，比如《金汤借箸》，《存目丛书》用抄本，我们则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藏的原刻挖改本。严格来说，这不仅不是交叉重复，而且有利于学术上作比较研究。这是第一种情况。
　　除少数为乾隆所痛恨的作者外，其他作者的多种著作，四库馆臣常根据其内容不同而作不同处理。同一作者的著述，此入《全书》，彼入《存目》，而遭禁毁者亦往往有之。本《丛刊》只收禁毁书，但有时候也会出现需要灵活掌握的情况，不免会产生与《存目丛书》的一些重复。如陈继儒《眉公十种藏书》包括陈继儒的著作十种，《存目丛书》收入其中七种，本《丛刊》因十种著作各有独立性，为避免重复，只收录《白石樵真稿》、《白石樵真稿尺牍》、《眉公诗抄》三种。这是最好的。但陈第《一斋集》包括其著作十种，《存目丛书》收录四种，其中《五岳游草》七卷，本《丛刊》以《一斋集》为禁毁书，十一种全，其中《五岳游草》仅一卷，为保持资料的完整性，将全书十一种全部收录。这是不易避免的，属于第二种情况。
　　有些书是《存目丛书》误收。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存目》中著录杨起元《杨文懿集》十二卷，《存目丛书》误以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杨起元《杨所家藏集》八卷即是该书，加以收录。实际上《杨所家藏集》是全毁书，不可能入《存目》，《存目丛书》实属误收。又如《存目》著录《西湖览胜诗志》十四卷，《存目丛书》误将吉林大学图书馆藏同一作者的禁毁《西湖览胜诗》八卷当作该书收入。本《丛刊》不能因为害怕重复而将本应收录的珍籍排斥在外。这是第三种情况。
　　本《丛刊》起步较《存目丛书》为晚，因此，交叉重复的问题应由我们主动注意。我们一开始就重视这一点。在我们的思想上，对待这个问题是两个原则的统一：既要编好《四库禁毁丛刊》，又要尽可能减少重复出版。因此，我益必须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二、与其他丛书和单行影一重复问题。
有些四库禁毁书曾编入其他丛书如《清人虽集丛刊》、《福建丛书》等影印出版，或如《皇明经世文编》、《国朝诗别裁集》等单行影印出版。我们当然不能因为出过影印本就需要避免重复，屏而不录，如果那样就会使《四库禁毁书丛刊》过于残缺。但我们还是注意，在时间和能力许可的条件下，尽量使收录入本《丛刊》的本子能略胜一筹。如陈济生辑《天启崇祯两朝遗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今上海古籍出版社）早在四十年前就出版过整理影印本，但有一些不足，我们重收书时就根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参考北京图书馆藏本，在上海影印本基础上就内容和编排等方面都做了改进。何乔远《名山藏》有过福建和北京大学两种影印本行世，但前者有缺页，有页码排列失误，后者残缺二卷，我们经过互校，收入目前最完整最正确的本子。
　　三、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禁毁种数问题
我们据各种禁毁书目统计，四库禁毁书约三千种左右，摸底后认定现存大约一半，但这资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总数只有六百余种，与现存数想差很大。这是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并已收入《存目丛书》，又缺乏具有显著差异的禁毁前原本的书，为避免重复，本《丛刊》不再收录，如谈迁《枣林杂俎》、曹于汴《仰节堂集》、蔡士顺《同时尚论录》等。四库禁毁书李贽《李氏文集》，与存目《李温陵集》，卷数相同，虽异名而实为同书，所以《李氏文集》也不再收录。
　　有的作者的全集，包括多种不同内容或不同性质或不同时期的著作，往往全集入禁网，各种著作又分别或部分以独立书名重入禁网，在统计禁书总数时为多数，待收入本《丛刊》时检读原书，才知道实际上只须计入全集一种就都有了。如尤侗《西堂全集》及其所含《西堂杂俎》一、二、三集和《西堂图诗》等都是四库禁毁书，也只须计入《西堂全集》即可。也有的作者编纂一种书，包括不同作者的多种著作，比如冯梦龙《甲申纪事》辑入文震亨《福王登基实录》等书，本《丛刊》既已收入《甲申纪事》，则禁毁书《福王实录》（即《福王登基实录》）不再作为零种书征集、收录。
　　与前一类情况类似，有些清朝地方官员为夸张禁书成绩，故意拆零上报禁书各分集名。如秦骏生辑《皇明奏议》，此书包括《匡时集》和《经世集》，但此书并不是以集分册的，各分集不独立成册，即不独立存在，官员以《皇明奏议》、《明奏议》、《匡时集》、《经世集》多种书名上报，足证他们故意拆零作弊。我们当然只能统以《皇明奏议》书名，计算为一种。
　　同书异名情况存在。四库禁毁书目录有吕良《天盖楼偶评大题观略》，陕甘总督勒雨谨切成两半做为二书上报，以致同书异名。又如陈建《皇明典要》遭禁，又以《皇明纪要》名遭禁。陶望龄文集则以《水天阁集》、《歇庵集》、《陶文简公集》等多种书名入禁网。同书异名造成种数增加，异名归一也就造成种数缩减。
　　其他将一书误为二书的情况。如《石松堂集》，题余为霖撰、黄文星订，结果被作为分别由余、黄二人各作一种都题名《石松堂集》的书。《列朝诗集》中的小传，被抽出汇集，题名《列朝诗集小传》单行，也作另一书遭禁毁。但收录了《列朝诗集》，无须将《小传》收入。
　　此外，最重要的是有些四库禁毁书目无法收入。如计六奇《明季南北略》、王醇《宝蕊栖诗》等，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本，因收藏年久，拍摄、复印都不能保证最起码的可供阅读的效果，只能暂时放弃。张潮《心斋聊复集》现藏山西长治图书馆，该馆正拆馆另建，书籍不能利用，也只能等候。有些馆藏善本，甚至没有整理，编印利用尚须俟诸异日。这些情况对我们的工作有比较大的影响。
　　《四库禁毁书丛刊》收录书籍实际种数，由于这些原因，比原统计禁毁书籍种数必然减少。
　　四、补配问题。
　　残卷缺页补配问题，是一个关系我们能否搞出较好的《四库禁毁书丛刊》传世的问题。当事者投巨资编辑、出版，读者用重金购买、收藏，如果我们敷衍塞责，就是不可原谅的浪费，也是对读者和后世不负责任，更是对历史和传统文化不够尊重。因此，我们从一开始就确定做好补配工作。为了补配，我们的工作人员奔忙于北京各图书馆，联络于外地有关图书馆，最复杂的补配甚至要带着大捆稿件到南京、上海等地查封、进行。尽管现在《丛刊》中还有许多缺页令人遗憾，但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许多种残本经我们补为足本，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如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我们最先征集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本，十卷，我们审读后判定为残本，经查陈九德家乡《栾城县志》著录为十二卷，但我们在青海省图书馆找到所藏八卷，实为此书后八卷，配为足本，证明《县志》著录亦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全本，但缺四页。沈懋孝《沈长水先生集》，也是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各藏一残本，我们互相核对、拼合成为完本。幸而南京图书馆藏本存有全书总目一页，使我们得以完成这一拼合。又潘江编《龙眠风雅》，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两集，收入本《丛刊》的是一、二集全本。鲁之裕《式馨堂文集》则更奇，用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的四个本子，去重后收入《丛刊》的足本。杨守勤《宁澹斋全集》，其《诗部》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文部》用南京图书馆藏本合为全国最足本，虽然《文部》仍缺第九卷，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所藏该书《文部》均缺此卷，但诗、文两部终究在本《丛刊》中合二而一。朱长春《朱太集》也是如此，《朱太文集》即《甲集》连目录五十七卷，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足本，《朱太乙集》三十八卷，为浙江省图书馆藏孤本，本《丛刊》使之珠连璧合，汇为全书。当工作人员经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将一本不衔接或无首尾的书变成完璧，心中所感到的满足，真的难以言喻。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刊》补配工作的基本原则，一是想方设法做补配工作，不计工本，不怕麻烦，不顾劳苦，在这方面承担起责任；二是同一版本补配，不做成百衲本，以维护原书内容的连贯性和外观的统一性。有的烂版模糊过甚，也适当换页。但补页须加书耳说明，换页则不令出注。补配总数共约三千页，换页数不计补配数和换页数，在《丛刊》全套总页数中，不过是个零头，但分散在许多种书中，而这许多书又分藏在许多图书馆中，则为了完成这些补配、换页所耗费掉的心血和劳动，又不知几许。如陈仁锡《无梦园集》，我们还用山东省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缺页用天津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多部藏本补配。魏宪编选《诗持》共四集，在北京有五家图书馆入藏此书，我们选用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本为底本，但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一家所藏为足本，有第三集卷四的末页（也是抄本）、有第四集，第四集为孤本，我们用北京大学图书藏本补足全书。钟惺等《明季编年》，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本为底本，用北京大学图书馆换页达百余页。陶煊《国朝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藏本，仅缺两页，却要分别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各补配一页。《古文未曾有集》，由苏州大学图书馆提供的底本了只缺两页，须在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各补配一页。可见即使补配这类并不很复杂的工作，了不是轻而易举完成的。
　　五、底本问题
　　本世纪末，与《四库全书》有关的四项文献整理、出版的浩大工程先后启=动。比较起来，其中《四库禁毁书丛刊》所用的底本是最差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孤本、善本比例大，收藏过久，纸质发黄变脆，自然耗损严重，所以摄影师印效果不好。有的图书馆认为装订线已成文物，拒绝将书拆散摄印，影响旁边字迹摄印效果。这些缺憾是由本《丛刊》的特点带来的，具有先天性。我们知道它会影响阅读、利用，也许未来的高科技能够加以矫治。但目前我们无能为力，对此深感遗憾。
　　六、其他问题
　　依据《编辑凡例》，《四库禁毁书丛刊》分经、史、子、集四部编排，但只分到部，各部独立成册，排出各部序号，部政不再分类。这种方法不如《四库全书》等分部集中，部类判然但这是适应禁毁书的具体情况采取的办法。禁毁书只有一些杂乱的目录，有些书名甚至是不完整的，我们仅凭这些材料不能预先进行确切的分类，然后按图索骥。禁毁书庋藏分散，尚费搜寻、征集，我们也不能等候征稿完备再动手编辑。因此，我们只能征稿、编辑、付印同时进行，最后利用索引去解决全书翻检的困难。
　　四库禁毁书问题很多，将库藏线装变成影印精装，殊非易事。有些困难是完全出人意外的。我们人山东省图书馆征集到禁毁书《新纂乾坤宝典天文》，不著撰人，明抄本，约六百页。当我们对此稿进行二审时，发现全书后面一大半装订错乱，不相连贯，而此书不分卷，无目录，无页码，又是孤本，无他本可供参照清理。电讯藏书单位，山东省图书馆答复曾将此书拆开修裱，技术人员没有标记书页资序，所以重新装订时就乱了。数百页书，除前面一部分外，已不堪卒读。我们当然不能原封不动地加以收录，必须依靠工作人员自身的学识和书籍内部结构线索，恢复它本来的次序。我们做了这一工作，并且将它理顺后编入样书，提供检验，听取意见现在看来，这项恢复工作初步可以说是做得成功的。
　　我们想到的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是如此。这项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和我们的能力不足或工作疏忽，决定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错误、纰露。书页拼合和编排是否正确，对此我们了不敢完全自信。此外，其他不如人意之处一定还不少。整个工作的质量了有待学术界评估、鉴定。请读者在使用时严加审核，提出批评。这对我们的工作和以后任何人做同类工作，都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预先在此表示感谢。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辑、出版工作顺利结束，是与主编王钟翰先生的领导分不开的。王钟翰先生经常进行具体的指导。王老为人宽厚、慈祥、幽默、热诚，工作要求则极严格，一丝不苟。他在修改《编纂缘起》初稿时，着重增写“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等重要语句。这是对我们工作态度和工作目标的明确规定，是鞭策，也是鼓励。
面对三百余册成书，回顾几年来的工作，编辑委员会特别的所属工作委员会全体成员，十分感激我们的学术顾问张岱年、杨向奎、季羡林、何兹全、张政、周一良、任继愈等各位先生的热情关怀和指导，他们在座谈和接受访问时赐教良多，指引我们朝正确方向前进。恭祝他们身体健康，福寿绵长。学主顾问顾廷龙、邓广铭、傅振伦先生没有看到我们工作完成就跨鹤西归，使我们深感悲痛。我们认为，全书编成出版，应是对他们给我们关心、鼓励和指教的最大安慰。我们还特别感激各图书馆和其他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的合作，保证了征稿的顺利和及时，本《丛刊》的编辑、出版才得以紧张地紧凑地进行。北京出版社对发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抱有很高的热情，因此他们对出版《四库禁毁书丛刊》态度积极、严格。我们与北京出版社的合作是建立在完成共同事业的基础上的，备感愉快。我们对北京出版社深表感谢。几年来北京市白帆印刷厂也给了我们全力支持。厂领导和全体职工对印制《四库禁毁书丛刊》采取了认真、负责的态度，完全保证了印制的质量和进度。我们对此也是非常感激的。总之，要可以说，我们是幸运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得到关照，才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建树。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并且正在逼近世纪的分界线上。在我们看来，《四库禁毁书丛刊》是我们献给这个时代，献给新世纪，献给当代和后世的一份劳动成果，希望它有助于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学术文化事业，发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在结束这项工作时，我们不仅怀着完成任务的喜悦，而且心中涌起拥抱和迎接未来的百倍豪情。让我们更加努力。
《四库禁毁书丛刊》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说明
自从《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一期工程即正编工程结束后，我们就着手第二期工程即补编工程。又经历四年多，寒来暑往，夙兴夜寐，第二期工程又已告竣。补编全部为九十册，计经部三册收书十二种，史部二十七册收书七十三种，子部十二册收书三十八种，集部四十八册收书一百六十七种，九十册共收书二百九十种。正编、被编正文合计四百册，收书九百三十四种。补编诸书仍然保有正编所具有原始性，丰富性、珍稀性、作者的民族性等四大特点。孤本、稀见本、善本占的比例大，史事、人物、文学资料极为丰富，学术价值很高。史部最引人注目的是多种断代明史，尤其明后期史，是必须深入发掘利用的史籍。史部收录多种奏议，主要是明臣奏议，涉及朝野广泛的问题，辽事是其最突出的方面，崇祯年间岷府事变等了有较详细记述。这些都是珍贵的史料。即使子部一些类似现今某些手册的《应酬全书》等，了对研究当时风俗、制度很有价值。补编所收集部书种数超过补编收书总数一半，其中冯时可《冯元成选集》、侯恪《侯太史遂园诗集》、官抚辰《云鸿洞续稿》、涂国鼎《性余堂集》、杨陆荣《潭西诗集》等都是比较罕见之本，总集如黄宗羲选辑《明文案》、陈瑚编著《离忧集》也极为珍贵，要以发掘出许多新的史文、史事。在历史上引起巨大震动，产生深元影响的崇祯初期袁崇焕冤案和钱龙锡牵连入袁案，其爱书竟也保存在别集中。由此可见，补编诸书与正编一样值得重视。
为了和读者沟通，补编工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做一些说明：
　　一、《四库禁毁书丛刊》工作复杂、量大、头绪纷繁，我们的学识也不够，有时为赶进度不免发生疏忽，正编工程就出现过失误，我们发现史部书《青铜自考》误入集部，天然罡禅师《丹霞老人雪诗》误题其弟子古翼撰，也有学者著文批评我们将《壑云篇文集》作者李伍英误作李伍汉，并认为正编编排有些混乱，这是非常抱歉的。被动编工作我们较前注意，但仍可能有误，希望继续得到读者批评指教。
　　二、补编诸书为什么没有采入正编？这有种种原因。很多是因当时还待寻觅。如蔡复一《遁庵全集》，国内罕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残缺较重，我们不大满足，继续寻找更完善之本，所以未能及时列入正编。有的是因故不能及时取用。如胡虞继《后一纪删馀稿》为广州中山图书馆藏书，因当时进修补，不能摄印。有的因补配耽搁，如《如面谈》等。有的为当时某图书馆正在修缮，工作处于停顿状态，而无法征集，如洪嘉植《大荫堂集》等。当时，我们就觉得《四库禁毁书丛刊》还不完整，只能用补编办法解决。遗憾的是，尽管我们做了努力，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禁毁书未能收录，如阮敏锡《夕阳寮存稿》，疑仍然存世，但藏在何自则不得而知。还有些图书馆索价过高实属无力征集，如茅元仪《澄水帛》等，这些了就只能割爱了。
　　三、补编因收书数量少，我们不再采用正编分辑编排出版的方法，而按四部统一排列（仅限于分到部类为止），以减轻编次凌乱的状况。
　　四、第二期工程原定二００一年底完成，这个进度是根据正编册、种总数与补编册、种估计数之比，约略确定的。操作过程出乎预计之外。补编收录的大都是征集难度较大的古籍，工作不免后廷两年多。我们忽视了第二期加倍的复杂性、艰巨性，未能如期完成，很是抱歉。
　　《四库禁毁书丛刊》第一、二期工程合计费时逾十年，可谓“十年磨一剑“。正编流后，学术界反映积极，广泛利用诸书于科学研究。学者江庆柏先生撰写评论，指出《四库禁毁书丛刊》多方面的学术价值和考订作用，认为它的出版“对当前的古籍整理与出版了是一种有益的昭示”，“对清代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尤为有意义”，“为清代文献的整理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江庆柏：《浅谈＜四库禁毁书丛刊＞的出版》，《书品》二００一年第六期。读者、学者的热烈反映，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安慰、鼓舞和鞭策，为做好补编工作增添了力量。
　　主编王钟翰先生在审改《编纂缘起》时明确要求我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临深履薄，夙兴夜寐，以期无负于禁毁书的原作者和当年冒死收藏者，无负于现在的读者以及国内外学术文化界，更无负于高明来哲。这就要求我们的工作成果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回顾十年的辛劳，我们希望《四库禁毁书丛刊》正、补编不致距王老的要求太远。